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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孤独之旅

作者:路风 点击次数:1021  发布日期:2022-06-06

核心提示:无论事先做过什么样的评估,有过什么样的心理准备,他们都只有在进入之后才真正理解这个行业的风险和困难。

 

 

2003年1月,京东方成功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显示器业务,随即在北京建设一条5代线——它以“海外收购、国内扎根”的方式正式跨入TFT-LCD工业的门槛。如果从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前身)领导人企图发展出来一个新的主营业务算起,那就是一个怀揣了20年的梦想。但收购和建设只不过是梦想的开始,京东方没有想到后面的路那样艰难。

 

摔了一跤

 

当几家中国大陆企业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间相继进入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工业时,它们已经是后进者了。那时,这个工业在日本的出现已超过10年,其后又有韩国企业和中国台湾企业大规模进入,全球主流的技术轨道、材料和设备供应链以及产品市场都已经形成,由生产规模、投资规模、经验和专利所构成的进入壁垒在迅速提高。在这种条件下,后进者已经没有可能在国际产业主流之外“另辟蹊径”,也很难靠完全的自主研发来获得跨过门槛所必要的“最低技术资源”(包括建设和运营生产设施的经验、设计和开发产品的经验、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专利使用权等)。作为后进入者,学习已有的技术和国际合作都是中国大陆企业进入这个行业难以避开的一个台阶。

京东方收购HYDIS(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的初衷,就是为进入TFT-LCD工业而获得“最低技术资源”,也是一种“引进技术”的方式。收购完成后“扎根计划”正式启动,京东方成立北京5代线领导小组,王东升任组长,京东方执行副总裁兼BOE-HYDIS社长崔炳斗任副组长负责项目企划和技术团队组建。2003年9月26日,京东方第5代TFT-LCD生产线项目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动工。

为保证市场起步,京东方还于2003年花10.3亿港元购买了冠捷26.38%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在香港上市的冠捷集团(台湾企业)是当时全球排名第二的监视器(Monitor)制造商,占全球监视器市场份额的35%以上。收购冠捷股份解决了京东方5代线产品三分之一的市场问题。

海外收购的成功、本土5代线的开建和液晶周期高涨阶段的来临,使王东升的“野心”膨胀起来。他要迅速扩大企业规模,与液晶巨头们一搏,于是立刻实施了三大战略措施——扎根计划、海外上市和团队持股。

“扎根计划”和“团队持股”都以“海外上市”为支撑。王东升的“如意算盘”是,作为上市公司的京东方收购HYDIS之后,以BOE-HYDIS在香港单独上市,它就能成为一个“红筹股”,然后京东方再以从香港股市筹到的钱投资建设5代线,并由BOE-HYDIS的母公司香港京东方拥有5代线。完成这个布局后,再把香港母公司跟韩国子公司合并,就成为掌握红筹股市场的一个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公司。当然这需要证监会批准。由于BOE-HYDIS当时盈利状况很好,王东升预计如果上市成功,可以募集到12亿美元用于5代线投资,然后在5年之内增资12亿到20亿美元,再建设6代和7.5代线各一条。

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毁于一个偶然的事件,《新京报》于2004年5月28日刊登了一篇《京东方MBO迷局》的报道文章,以涉及管理层收购为由,质疑京东方的人才持股计划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京东方的“管理层收购”是购买京东方母公司“东投发”原来被银行通过“债转股”所持有、又被当作“不良资产”划归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准备向外资出售的股权,为收购而成立的“智能科创”公司明确规定这些股份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未来创业骨干团队,而且交易的每一步都得到批准。这篇报道上网后立刻被热炒,舆论汹汹,然后相关部委开始联合调查京东方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整整持续了9个月。

本来证监会已经准备批准京东方的香港上市计划,但面对这些争论也一时难以作出判断,索性叫停了京东方的计划。

计划的流产使京东方突然陷入困境。且不说3000万元律师费打了水漂,当时北京5代线的厂房已经封顶,设备的订单也已经发出,很快就要支付设备款。但海外上市叫停不仅断了原来的融资来源,而且银行看到京东方“出事儿”,马上通知京东方不能如约贷款。日本报纸迅速报道:“京东方5代线搁浅,可能面临追诉。”因为京东方签了设备采购合同,如不能按时付款就是违约。

上市计划破灭后,京东方只好启动第二预案,即银行贷款。由于融资需要75亿美元,只有组建银团才可能提供这么大额度的贷款。银团由建设银行牵头,但开始时非常困难,怎么组都组不够。到2004年底时京东方的资金链几乎断裂,又逢过年之际,从建筑公司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要闹事。在这个关头,北京市副市长陆昊把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给京东方。那位负责人听了京东方的情况,立刻意识到液晶工业的战略意义,表示国开行愿意提供2亿美元参与银团贷款。由于组建银团还需要时间,国开行就先给了一笔为期4个月的2亿元(人民币)“搭桥贷款”(只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贷款程序),让京东方先去付工程贷款,付完以后等银团贷款出来以后再把钱还上,这才使京东方的资金链没断。

尽管不是牵头银行,但国开行和牵头银行一样承担责任,帮助把银团组织起来。2005年4月8日,京东方5代线项目银团贷款举行了签约仪式,以中国建设银行牵头,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九家银行组成的银团,与京东方签署了7.4亿美元的贷款合同,用于京东方5代线项目。此外,北京市政府非常支持京东方建5代线,提供了28亿元的借款。5代线建成投产后,市领导专程把国开行行长陈元请到京东方视察。陈元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说,液晶显示器是工业的粮食,还说京东方的5代线是国家战略项目,国开行就是应该支持这样的项目,允诺全面支持。

2005年1月28日,京东方5代线生产的17英寸液晶显示屏首次出货,交付国际客户;同年5月25日,京东方宣告5代线成功量产。以银团贷款的形式为5代线融资已属不易,但这样一个资本金不足的财务结构留下了很大风险。为节省投资,北京5代线没有建彩膜部分,不利于降低成本,特别是后来的还贷负担差点压垮企业,而最不利的是最初设想的扩张计划没能实现。

回顾2004年海外上市计划的流产,王东升后来总结过教训:“那时候我们真是缺乏政治头脑,没有理解在中国做这么大的产业必须形成社会共识。我们以前想冲进去的产业不过投资几千万或一两个亿,所以不需要社会整体的认识,我们自己完全可以运作。后来我们以为干投资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个亿的产业也是一样的,这就说明我们还不是成熟的企业家……”

 

崎岖扩张路

 

无论京东方事先做过什么样的评估,有过什么样的心理准备,他们只是在进入TFT-LCD工业之后才真正理解到这个行业的风险和困难。

液晶周期从2003年初开始进入上升阶段,15英寸TFT-LCD显示屏的价格一度蹿升到每片230美元,致使刚刚拥有了BOE-HYDIS的京东方集团在那年的营收达到破纪录的111.8亿元,比上年猛增133.7%;4.03亿元的净利润更是比上年暴增386.72%。一时间,企业内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

但好景不长,液晶周期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衰退阶段,15英寸显示屏的价格一路下跌,致使京东方在韩国的全资子公司BOE-HYDIS开始亏损。不仅如此,当京东方的北京5代线于2005年10月开始量产时,也正好赶上这个低谷期。这条线的主打产品是17英寸显示屏,其市场价格在动工建线时还是每片300美元,但到该条生产线建成量产时,每片价格却跌到150美元。TFT-LCD工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快,一条生产线在7年内就必须折旧完毕,于是5代线正式投产的当年就必须提取13亿元折旧,再加上经营性亏损,2005年全年的亏损总额达到近16亿元——这是京东方自1993年扭亏以后的第一次年度亏损。

从2004年建成5代线到2009年的5年时间里,京东方的真正问题是扩张无门,因为在只有一条生产线的情况下,无论效率多高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一,规模小就非常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巨头们的摆布。第二,只有一条生产线就意味着产品单一。随着国际领先者在2004—2006年期间建成了6代、7.5代和8代线之后,5代线的产品从经济合理性上讲只能用于个人电脑显示屏,并不适合供应当时最有潜力的市场——彩色电视机,从而使京东方被限制在电脑显示屏市场里。因此,京东方饱受液晶周期折磨的根本原因不是它进入了这个行业,而是它不够大。从产业逻辑来讲,京东方要想在TFT-LCD工业中成长起来,就必须继续建设更多、更高世代的生产线。

事实上,京东方在建设5代线(内部编号B1项目)时,就同时成立了6代线B2项目组,只是因为海外上市计划流产、无法筹措资金而未付诸实施。在那之后,京东方已经不可能纯粹通过资本市场来为扩张融资;完全依靠银行贷款也不可能,即使能够得到也风险太大;北京市政府对京东方是支持的,但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做超出补贴的事;而在奉行“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国家,也没有可以进行这种投资的体制安排。事实上,建设TFT-LCD生产线所需的投资规模(一条线动辄百亿元以上)不仅是中国所从未经历过的,甚至政策圈内对如何发展这种工业的思考都很少见。

京东方在2004年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扩张机会是深圳的“聚龙计划”。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深感被卡脖子之痛的TCL、创维、康佳、长虹四家彩电整机企业组成联盟,计划与境外液晶面板企业合资在深圳建生产线,并谋求信息产业部等主管部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联盟提出的目标是建设6代以上的生产线。在向境外企业寻求技术来源时,联盟得到的答复或者干脆是不转让技术,或者是技术转让费太高。当联盟把目光转回中国大陆时,发现中国大陆只有京东方拥有可以建线的能力和知识产权,于是主动来找京东方,而后者也乐见有这样一个扩张的机会。

“聚龙计划”一经初步商定,京东方立刻组建了技术团队。在“聚龙计划”的消息流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并且说京东方在技术上不行。面对夏普的提议,深圳市政府动摇了,觉得京东方并未建过6代线,还是夏普技术强、有经验。当一家珠三角的彩电企业支持这个转向后,联盟中的另两家珠三角企业对聚龙计划产生犹豫,长虹干脆撤出这个计划做等离子(PDP)去了,而京东方则被冷落一旁。

“聚龙计划”瓦解后,深圳方面与夏普谈判了一年。根据媒体报道,2007年7月底,深圳有关方面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准备投资280亿元在深圳建设国内第一条7.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但一个多月后的媒体报道却传出谈判终止的消息,原因是夏普违背最初的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同时,夏普有关高层也公开表示,夏普目前的液晶屏建设计划主要是在日本的10代线项目,没有在中国投资液晶屏生产线的计划。

此后,夏普继续玩着这套把戏。2007年8月,上广电对媒体宣布正在规划建设一条6代线。当时上广电、京东方和昆山的三家整合还在过程中,而上广电最初的想法是与京东方合作建6代线。消息传出后,夏普主动找到上广电提议合作,于是京东方又被甩掉。但后来与上广电合作的6代线项目都已经获批时,夏普又找个借口撤出合作。有媒体分析,夏普的“搅局”使中国进入高世代线的时间推迟了2—3年。

 

融资新出路

 

当京东方还在和深圳方面谈“聚龙计划”时,已经有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武汉、成都等)主动找过京东方商谈在当地建线的可能,反映出许多地方政府已经看到了液晶工业的重要性。根据媒体报道,2006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四川与国内50强企业座谈会”上,成都市提出了“打造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的构想,而代表京东方参会的陈炎顺当时就表示愿与成都高新区洽谈设立制造基地。由于成都市提供的条件较好,于是京东方决定在成都建设一条4.5代线。

虽然不是高世代生产线,但成都项目采取的融资模式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这个模式的形成要从北京5代线的政府投资讲起。如前所述,当年北京市政府(通过国资委下属的北京市工业投资公司)借款28亿元给京东方以支持建设5代线。在后来遭遇困难时,京东方的管理层提出把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回收这笔资金。北京市政府同意了这个办法。事后证明,这笔投资对市政府来说是很划算的,除了由项目而得到的税收等收益(每年京东方5代线上交10多亿元税款,上游配套企业上缴27.8亿元税款,还有采购等活动拉动的投资等)。2007年盈利后,京东方的股价从“债转股”时的2.72元涨到12元,政府在股价10元左右时将一半股权变现卖了20亿元,剩下的股权市值也达数十亿元。

这个经验为京乐方展现了一条融资的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战略”投资者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于是这个模式被应用到了成都项目上。成都市除了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外,还提供了资本支持。正如陈炎顺所言:“完成了这一轮建设,感觉资本渠道和产业发展的关系就打通了。”

一旦找到了新的融资模式,再加上财务状况好转,王东升的“野心”就再度萌生——京东方再次开始寻找建设6代线的机会。2007年下半年,当夏普不辞而别之后,深圳又转向京东方,而京东方的决策者也放不下进入深圳的念头。除了运输、市场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外,一个主要的考虑是建6代线需要投资175亿元,必须跟有财力的大城市合作。但一个机遇却把京东方的6代线项目引向了合肥。

2008年4月,京东方的一位独立董事把合肥市的一位官员介绍给了京东方高管。当时京东方决策者的心思还放在进入深圳的可能性上,并没把这个来访当回事。但当京东方高管应邀回访合肥时,却一下子被当地领导的态度打动了——厂址的土地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有备选方案(合肥方面承诺,深圳能给多少,他们就给多少)。评估之后,京东方发现合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位于长三角经济带,两个小时路程到武汉,三个小时能到上海,一个小时能到南京,覆盖全国国民收入60%生产总值的区域;更重要的是水、电供应充分(一条6代北京TFT-LCD生产线一天要消耗2万多吨水)。此外,合肥的科技人才很密集。最后是合肥市上下一心,市委书记孙金龙亲自挂帅搞这个项目,市长吴存荣具体操盘,自上而下地推进。

虽然感觉“有戏”,但京东方高层还是被在深圳和上海受到的两次挫折留下了“心灵创伤”。当第一次和合肥市领导会谈时,京东方来访者直言:如果夏普找来怎么办?合肥市领导表示绝不动摇,将坚持与京东方合作。王东升和合肥市委领导单独谈了三次,主要是提示风险。他表示,对京东方来说,6代线是一定要做的,但合肥不一定要冒这个风险。合肥市领导表示,有困难大家一起扛,合肥市愿为这个项目拿出60亿元。事实上,合肥市领导为上这个项目也要冒很大风险,但这样做也有更深刻的理由。在过去10多年里,合肥已经聚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家电产业,但因技术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稳,合肥市领导由此看到了发展液晶显示器对于保持家电基地的重要意义。据说合肥市决心之大,甚至把地铁项目暂停,腾出的钱用于这个项目。

与合肥正式签约的日期定在2008年9月12日。那时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全球金融海啸的来袭。2008年下半年,本来还处于高涨期的液晶周期突然因市场萎缩而进入衰退,京东方再次陷入亏损。不过,这不只是几个中国新手发生亏损,而是业内所有的企业都亏损了,包括三星、夏普这些巨头。危机迫使国际巨头放缓脚步,而京东方却迎来了多年盼望的扩张机会。

京东方能够大举扩张的“本钱”不是资金,而是经过北京5代线发展起来的能力——后来它所有新建生产线的概念、设计基础、工艺组合和系统整合全部由自己完成。这种“本钱”为京东方赢得了包括资金在内的所有扩张资源。

2009年4月13日,计划总投资175亿元的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由于京东方为建设第6代线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所以在技术上具有信心,把工期设计得很短,计划只用10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条线投产后,可以覆盖18英寸到37英寸的各种尺寸的产品(32英寸和37英寸的显示屏是电视机屏幕的主流应用),使中国彩电工业第一次获得了显示屏的本土供应。

2009年6月8日,京东方经证监会批准后发出公告,为合肥6代线进行120亿元定向增发。比成都模式更创新的是,这次定向增发的对象还包括了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增发前人们还有些担心,但没有想到政府信用的作用如此之大。本来社会各界都看好这个产业,唯一的担心是京东方会不会“垮台”,政府的加入使得投资人立刻信心大增,何况中央政府的产业振兴规划已经把新型显示器规定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而且证监会也支持增发,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次增发获得成功,而且由于私人投资者认购踊跃,合肥市只出资了30亿元。最后的资金来源结构是1/3来自政府投资机构,1/3来自市场机构投资者,1/3来自纯市场,一共筹集了120亿元。

合肥市领导的勇气也得到超过预期的回报:不仅只花了30亿元就让6代线在合肥落户,而且在6代线动工后,已经有十五六家为TFT-LCD配套的企业申请在合肥开发区建厂。这股产业集聚的热潮使合肥市发现开发区用地已经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政府请示解决开发区用地问题。

合肥6代线从酝酿到开工的过程正是全球金融海啸来袭之时,但这个带来经济衰退威胁的危机以及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举措却给了京东方大举扩张的机会。2008年底,在中央政府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开始后,北京市政府开动员大会,要求各方寻找、推荐能够拉动需求的投资项日。北京工业促进局和亦庄开发区参会的负责人立刻就提及:这还用找啊,京东方的8代线呀!时机一到,在市领导的支持下,京东方全面启动在北京建设8代线的计划。

于是,当全球TFT-LCD工业因市场需求不振而对建设新线的投资停顿时,京东方被压抑了许久的扩张势头一下子迸发出来。2009年8月31日,京东方的8代线(后调整为8.5代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并宣布该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280亿元,将于2011年第三季度投产。

(此文摘自《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作者: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