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下午，我第一次走进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一进大厅，五位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画像立刻将我“环抱”。两天前，伯克利春季开学第一天，哈斯商学院专为五位问鼎诺奖得主设计的旗帜将穹顶大厅装饰一新。

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他们正对你微笑。他们中有两位哈斯商学院的教授，三位经济学系教授，其中1983年、1994年的两位得奖教授已经去世。

在哈斯，他们不需要仰望，不需要崇拜——即使全世界都对他们毕恭毕敬，从瑞典皇室到美国总统。对这里进进出出的师生而言，他们是一个随时可能在咖啡吧相遇或者同乘一部电梯的普通人，一个可以向他申请论文辅导、探讨学术问题的教授。

迎面向我走来的，正是一个穿着夹克、面带微笑、个子不高的老头儿。在我花了将近一个月“啃”论文，写了好几封电子邮件后，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佛·威廉姆森教授，答应给我25分钟。

在伯克利，人们习惯叫他“奥尼”。他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分。

他站在科斯的肩上

威廉姆森被经济学界誉为“跨学科研究成本交易经济学的先驱”，同时他也是世界上著作被引述最多的经济学家。

他的办公室之小之简朴，似乎跟他的声誉很不相称——大约只有十一二个平方米，靠墙而立一排书架几乎占了狭长型房间的1/3。奥尼坐在书桌前，一转身就容易碰到书架。

房间里只有一扇窗，一把客椅。很难坐下第三个人。

这是哈斯商学院专为奥尼保留的办公室。2004年，他从退休后仍然从事研究生教育和学术活动。身兼哈斯商学院、经济系、法律系名誉教授的他常在这里会客。

威廉因“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的研究” 而问鼎诺奖。对于威廉姆森的贡献，诺奖委员会如此表述：“（他）提供了一种诠释交易的理论：什么时候交易发生在企业内部，什么时候又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这一理论告诉我们怎样对待人类组织中最基本的选择之一，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应该在企业内部做决定，什么时候应该把决定权交给市场。”

威廉并未把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归功于己。他坦诚地说，自己之所以被交易成本研究所吸引，完全是因为1937年科斯对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研究难题：公司出于自身的需要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而不是单纯外包，是什么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威廉的言语间透着对这位经济学家的尊重。科斯提出这一经济学命题时，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威廉刚刚5岁。

科斯是一位在英国伦敦郊外长大的经济学家。他1937年撰写的短文《公司的本性》首次引入“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他注意到，获得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远远多于产品本身的成本，例如寻找产品的成本，信息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保守商业秘密的成本，政策与执行的成本，等等，这些都会加大采购产品的成本。

交易成本概念对后来的现代组织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中提出的关于“市场”与“层级结构”两个模式也成为威廉研究公司垂直结构的重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从中大获其益。1991年 ，科斯因“对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发现与清晰的分类”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距科斯获诺奖18年后， 威廉姆森因对企业边界的研究问鼎诺奖，把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峰。

“将威廉的理论用于观察美国国会的组织结构”

坐在他的书桌前，威廉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说，企业边界理论就是一个企业决定是否外包某项服务或者生产功能，或者决定由内部承担这些行为的过程，也即“买与卖的决策”。根据威廉姆森的理论，买卖双方越是相互依存，人们就越有可能在企业边界之内进行交易。

他打了一个通俗的比方：“如果一个烧煤的发电厂附近只有一家煤矿，整合这家发电厂和煤矿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发电厂周围有好几家煤矿，只有其中一家与发电厂整合，就会破坏这些煤矿之间的有效竞争。” 通过对交易成本的聚焦，他探索了不同种类的交易如何保持一个公司组织的特性。

根据威廉姆森理论预测，如果资产专用性低，合同就相对粗糙，并且持续时间较短；相反，如果资产专用性提高，合同就会更具体和持久。在极端的具体情况下，不是合同持续时间长（直至50年），就是煤矿和电厂由同一家公司所有。因此，随着资产专用性从低到高，煤矿经营者和电厂之间的关系就会逐步从单纯的市场关系转变为纯粹的非市场关系。

自1971年以来，威廉姆森在他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清晰地表述这样的观点——市场和企业应当被视为非传统的治理结构，它有别于市场和企业如何解决利益冲突；市场的缺点是充满争论和分歧的讨价还价；企业的缺点是权威可能被滥用。

威廉的交易成本研究理论因其详尽而全面，被广泛地运用于更为复杂的交易情形，如风险投资、企业私有化、劳动合同、反垄断与公司制度等，甚至被运用到法律、公共政策以及微观经济学之外的领域。威廉的理论激起了各行业实证的风潮。2006年，威廉的一位学生统计，从航空业到半导体业，约有800例这样的“实证案例”。

哈斯商学院院长瑞奇·里昂（Rich Lyons）认为，威廉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与层级结构》一书。威廉自认为这本书写得很艰难，对读者也是沉重的负担。然而，这本书却令人惊讶地受欢迎，它系统地阐述了纵向一体化理论，并教给企业家们一个思考的角度：你的企业是有着多个管理层还是扁平化的层级结构？

“政治科学家们已经将威廉的理论用于观察美国国会的组织结构。”威廉的前任研究助理斯科特·马斯腾（Scott Masten）说，他现为密歇根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系教授。

纵向一体化理论阐明了企业与市场本质的区别。他的解释对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企业为反垄断而进行的纵向兼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事实上，威廉姆斯对美国的竞争政策早就产生影响。1966-1967年，他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担任检察长助理之特别经济顾问，他对纵向整合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一个与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观念相左的论点，即纵向兼并提高效率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理论对1968年美国司法部制定第一合并准则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有我的底线”

威廉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从商业到经济学领域的转型。

威廉最初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律师。高中时，他开始对数学与科学课感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如愿当上通用公司的一名项目工程师，后在华盛顿政府部门工作。1958年，他被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录取，攻读MBA。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数学、统计与建立模型方面的知识为他游走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0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威廉发现自己着迷于经济学与组织理论之间的联系。

1963年，威廉的毕业论文《经济学的跨学科行为》为他赢得了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论文比赛。那一年秋天，他怀揣博士学位来到伯克利，在经济学系担任助教。

他重回伯克利执教已是25年之后。威廉在哈斯商学院、经济学系与法学院担任教授并继续他对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

从1958年到1983年，他和夫人带着五个儿女游走于宾州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孩子们相继“离巢”后，他和夫人决定定居伯克利。1988年是他们最后一次搬家。

“伯克利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们的房子离校园很近，每天能看到旧金山与湾区奇丽的落日。”在自传中，他写道。

他认为，教学是自己学习的过程。他在经济学系开了一门新课，重新设计了哈斯商学院商业与公共政策课程。“我周围全是杰出的同事与优秀的学生，与他们共事非常令人高兴。”他说。

1995年-1996年，威廉担任伯克利华人校长田长霖先生的首席教学顾问。这是他做过的最高管理职务。“与田长霖先生一起工作的经历使我更为欣赏伯克利的优秀。”

他欣赏的正是“优秀（Excellence）、活力(Energy)、快乐(Joy)”这三个处处在伯克利校园体现的特点。伯克利大学至今已经有22位诺奖得主，他们得奖的专业遍及经济学、化学、物理、文学，此外，还有28名诺奖得主是伯克利的校友。

在威廉长达20多页的简历中，只记录了四次担任顾问的经历：1964-1966 兰德公司顾问（非赢利学术机构），1966-1967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检察长助理之特别经济顾问，1967-1968纽约市长关于电讯电视业的经济顾问，1967-1969美国司法部顾问。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他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为美国大公司担任顾问的经历，甚至是2009年他获得诺奖以后。

面对我的不解，“老头儿”威廉微笑着用一句话解释说：“我有我的底线。”

“威廉没有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为大公司做顾问，他也绝少为政治家说好听的。”旧金山纪事报的一篇报道曾这样描述。

“他对美国公司巨大的影响力是通过他的研究和受他指导、后进入美国实业界或咨询公司的博士生们产生的。”哈斯商学院院长瑞奇说。

威廉与奥斯特罗姆共享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约1.4万美元的奖金。他和夫人商量后，将自己那部分奖金中的90%捐给哈斯商学院。

从2005年秋天起，每周四下午， 哈斯商学院都会有一场关于经济制度分析的研讨会。从2007年春季开始，研讨会以奥利佛·威廉姆森的名字命名，它延请伯克利以及全美、全世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来进行学术交流。它鼓励跨学科研究，特别是法律、经济与公司组织之间的交叉研究，市场、公司层级结构、政府部门以及支持团体都是研讨的主题。研讨会意在建立一门新的学科——组织学。

“二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听懂的部分大大增强”

在哈斯商学院工作了8年的约翰觉得奥尼“平易近人”，虽然他讲的幽默段子不那么逗人发笑，但他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人。每年夏天，奥尼夫妇和儿孙们都会到威斯康星州尼拔卡蒙湖（Lake Nebagamon）相聚。1972年威廉的父亲去世后，他们买下了他在湖边度夏的房子，把那里作为一家人感受生活的最佳之地，网球，游泳，划船，戏水，或者给老房子修修补补。

奥尼还是有名的网球迷。天气晴好的日子，奥尼和夫人总是搭档打球。每个星期二，他会叫上自己中学时代的好友一起打高尔夫。

奥尼获得诺奖后，伯克利大学按惯例奖励他一个终身免费的停车位。可他经常宁愿步行，穿过校园。

他喜欢旅游。去年二月，他去了中国，五月去了西班牙和莫斯科，九月去了波兰、斯洛文尼亚与德国，12月去了秘鲁。很难想象快80岁的他如此对世界充满好奇，如此精力充沛，只是经常颠倒时差叫他有点儿吃不消。

“中国之行最精彩的地方是西安。兵马俑固然吸引我，但是西安作为中国的古都，其宏伟的建筑与博物馆更引人入胜。我还到一所大学跟本科生们作了一次演讲，他们提出了不少相当有趣的问题。”这是去年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他写给同事的一封邮件。

除了旅游，威廉姆森更是乐于传道。

2010年6月28日，“威廉姆森论道中国经济”学术活动在北京启动，威廉姆森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介绍了他的这一研究领域的前世今生。和传统古典经济学仅仅将企业作为市场的最小单位来进行研究相比，威廉姆森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等于是解释了企业这一“原子”内部的质子和中子是如何运动的。

在中国，但凡对经济学理论有所研究的，对威廉姆森并不陌生，尤其对其文章的语言艰涩，其理论的精深而繁冗多有体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在北京讲演现场不无幽默地说：“我以前听过威廉姆森先生的讲座，二三十年过去了，我觉得今天听懂的部分比那时候大大增强。”

如今，威廉姆森的主要作品早已翻译成中文，新制度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威廉姆森的著作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书。过去30年，威廉姆森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更是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交易成本、非正式合同、治理结构等概念，都是中国经济学文献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热门词汇。可以说，对于破解中国的企业问题，威廉姆森的学说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释维度。

（作者邮箱：zmm0209@berkeley.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