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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县义星村土地经营改革出新意 “三块田” 破解“谁来种田”

作者:支点财经记者 胡汉昌 罗序文 王丙全 通讯员 夏峻 王文初 点击次数:6003  发布日期:2022-06-06

核心提示: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179亿亩,全球占比不到10%,却要养活世界20%以上的人口。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乡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新时代的“三农”工作,突破口在哪里?

 

有道是农忙无闲人,眼下公安县狮子口镇义星村的田间地头,却难觅农民身影。

在十组路边一块5亩大小的水稻田里,57岁的彭德云穿着长筒胶鞋,跟在旋耕机后清理杂草。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广袤的田野里,彭德云形单影只。

“老彭是村里最年轻的庄稼汉之一了。”村支书肖文涛介绍,壮劳力纷纷进城务工,如今村里不满60岁的劳动力仅剩10来个。

统计数据显示,公安县16个乡镇42万劳动力,共有22.4万人在外务工,义星村不过是一个缩影。

40多年前,小岗村18个庄稼汉冒死摁下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市场主体竞相下乡,双向流动之中新的人地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土地碎片化、种田低效化??“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土地经营陷入困局。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179亿亩,全球占比不到10%,却要养活世界20%以上的人口。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乡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新时代的“三农”工作,突破口在哪里?

 

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

土地变成“烫手山芋”

——小农户经营模式走到非改革不可的紧要关口

 

湖广熟,天下足。公安县地处两湖平原,是全国重点粮棉油生产基地,境内平畴沃野。

义星村远离公安县城,在高速公路和省道畅通之前,交通十分不便。这里河湖纵横,是有名的水窝子。在相对封闭的一方水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6400多亩耕地养活了500多户2500多人,曾是鸡犬相闻的热闹村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兴起,年轻人快步离乡进城。到2014年,全村只剩1300多名留守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和60岁以上老人,30至40岁之间的壮劳力仅有5人。

人走田荒,乡村开始没落。重病症患者一度多达48人,贫困人口48户156人。贫困发生率16.9%,比全县高出近一倍。

“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年轻人选择到外面打工,但村民致富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时任村支书黄云才回忆,彼时村集体没产业、没收入,还欠下100多万元债务。

抛荒地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扎眼,痛心,也领不了粮补。村干部为了少受批评少受气,挨家挨户劝村民种田。留守村民说:“自己的田都种不过来,还要田做什么?”在外务工的村民有的请人代种,有的由亲戚朋友随意种,有的宁肯荒着,“转给别人,以后要不回来怎么办?”

鱼米之乡不再鱼欢稻香,田地竟然成了“烫手山芋”。

“问题是种田收益太低了。”黄云才说,一亩水稻毛收入约2000元,种子、化肥、农药就得1000多元,刨去人工,落不下几个钱,旱田收益就更低。遇到水旱灾年,种田还要倒贴,“种一年田不如打一月工,这田谁还种呢?”

义星村有水田有旱田,依据水源、交通、土质等,分成三六九等,为公平起见,具体分到每家每户的承包地,东一块、西一块,七零八落。

二组村民张家新说:“家里不到8亩田,被分在五六个地方,最小只有几分田,耕、种、收都很麻烦,收割机动不动就过了界,闹了不少矛盾。”

承包地碎片化,是家庭联产承包的普遍性问题,与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发展大趋势相悖。温饱问题解决后,各村纷纷进行改革探索。

公安县麻豪口镇沙场村从2014年底开始,用了近一年时间,按照“一户一田”的原则,率先将全村七零八落的田块集并起来,规模化发展虾稻共作,亩均收益达到5000至10000元。

一些市场主体看到了商机。

大自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华,正是此时受黄云才之邀,前往义星村考察。他有意承包一两千亩水稻田发展虾稻共作,结果全村连一块100亩的完整田块都找不到。“土地太零碎了,不适合机械化耕作。农户们意见也不一致,扯皮拉筋的事肯定多,这事没法干。”汪华临走对黄云才交了底。

一边是农民有田不愿种,一边是市场主体想种田却没有连片大块土地。

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模式,日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和桎梏。

 

当地流转后的农田平整方正,适合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耕种。 (通讯员 谷少海 摄)

 

兼顾不同农民群体诉求

循序渐进推行“三块田”

——基层农村干部和农民摸索着进行土地经营改革

 

黄云才是土生土长的义星村人。他在福建务工多年,脑勤手快,深得老板赏识。2006年返乡结婚,2011年30岁时全面主持村里工作,任支书长达10年。

故土凋敝,黄云才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小农户种田模式不改不行,今后的农业一定是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2015年5月,黄云才和村里34户村民达成协议,流转了200多亩抛荒地,每年每亩向农户支付500元租金,带头试水规模化种植。

因为人口增减、面积不准、登记簿不健全等因素,我省此时出台政策完善二轮土地延包,要求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大局稳定、适度调整。在地块过于细碎的地方,鼓励农户之间互换并地。

这正是一个既落实政策,又适度调整土地的良机。黄云才和村“两委”一班人反复讨论,有了一个大致方案:在保证农户确权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一户多田”改成“一户一田”,既方便农民耕种,也为土地成规模流转做好准备。

2016年新春伊始,义星村50多位村民代表齐聚村部,召开一年一度的“开工会”。

黄云才试探性地抛出了调田的思路。会场一片沉寂。

十一组组长刘绍清心直口快:“调田?这是动农民的命根子,矛盾大得很,干吗要去捅这个马蜂窝?”

村民代表都是留守在家的庄稼汉,几乎人人反对。

“刚刚确了权,怎么又去调整?”有村民拿出政策来理论。

“村里的田分三六九等,要是调到差田怎么办?”村民吴克武顾虑重重,他的田挨着村泵站,水源好得很。

“谁愿意调谁调,反正我的田不能动!”村民冯长春捡了30多亩别人的抛荒田,心里打着小算盘。

这次,黄云才唱了独角戏。

但他不甘心,一有空就到有威望的村民家里做工作,征询意见。在不断的交流中,调田的方案逐渐明晰。

转眼到了秋收时节,冬播马上开始,黄云才意识到,这是当年最后的机会。

9月,义星村又一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黄云才现身说法,自己承包的200多亩田地,种子、化肥全是批发价,耕种、收割都是机械化,每亩成本少了将近400元。他告诉村民代表,土地集并再分配,充分尊重大家意愿,愿意种田的可以继续种田,村里还会把这些农户的田集中调到最好位置。

黄云才提议,为方便以后规模化流转,全村以小组为单位,把耕地统一集并为三大块,“第一块田”为同意流转的,“第二块田”为边种边看的,“第三块田”为农户继续耕种的。“三块田”相对集中又相互连通,每一大块里都是“一户一田”,面积与此前确权的面积一致,只是改变了地理位置。农户一旦改变主意,随时可以调换田块。

反对声比春天时大为降低。争论在各组继续展开。9月28日,义星村三组50名户主在一张稿纸上郑重签下了名字:李玉坤、蔡前圣、陈修林等36人同意田地转出,李方明、邹应风、秦明军等12人要求“不动”,范为英、汪敏两人弃权。

一个月下来,13个小组几十场户主会热烈争议,全村549户有397户签字同意调田,占比72%。

10月底,义星村趁热打铁再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正式启动调田工作。然而,剩余“28%”才是难啃的“硬骨头”。

田没开始调,举报信就到了镇里。调查组弄清事情原委,核查了农户签字表,认定“三块田”改革并不违反政策。

11月上旬,各小组按照“一户一田”的原则,将耕地大致分块、编号,采用抓阄形式调田。户主先“抓”顺序,再“抓”田块。

在十一组抓阄现场,第二轮刚进行到一半,一名村民突然抓起一把阄塞进嘴里。村干部赶紧制止,现场重新制阄才把田分了下去。

开始打桩划界后,一些农户对“抓到”的田块不满意,和村干部唱起了对台戏。头天刚打好的桩,第二天就被拔得干干净净。其中有一块田,一周内被拔了4次。

到12月,“第一块田”集并了220多户的1000多亩田地,义星村“三块田”改革在争论中推进。

 

市场主体开展规模化经营

“三块田”渐成“一块田”

——农村土地经营改革打开了突破口

 

5年来,“三块田”改革的红利,在义星村日益显现。

碎片化土地变成了三大块,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成为现实。

一批年老的留守村民,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曾经望田却步的市场主体、种养大户,纷纷流转土地,有规模地开展农业生产。

2016年底,首批腾出的1037亩水稻田,被大自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纳入囊中,用来发展虾稻共作。第二年,凌云家庭农场陆续从村里流转了1001亩旱地,种植吊瓜、蔬菜和葡萄。

一批种养大户行动起来,少则二三十亩,多则一两百亩,和农户达成流转协议。当年反对调田的冯长春,从农户手中流转30多亩田地开展虾稻共作,亩均收益3000多元。

根据流转协议,农户每亩每年可获500多元的保底租金。

2017年,义星村顺势成立劳务合作社,将闲散的留守村民组织起来,统一为市场主体和种养大户提供生产服务,每年劳务收入近百万元。

“往年这个时候,我还在田里刨着呢!”曾经的贫困户张家新每年在合作社打零工,一年增收3万多元。

汪华介绍说,每年3至6月小龙虾上市,都需要雇请村民帮忙捕捞,4个月时间人均可挣2万多元。

看到流转土地的村民两头赚,一些过去犹豫的农户主动找到村委会,要求将耕地流转出去。今年4月,81岁的村民田志荣,被儿子拽到村委会,“强行”将其14亩地流转给了合作社。

据统计,2017年底,义星村共流转土地2000多亩,2018年底增加到4000多亩,如今村民自种面积仅剩1000多亩。

过去仅靠水塘子收租的义星村村集体,也开始有了稳定收益。从2021年开始,义星村向两家市场主体收取每平方米耕地每年0.05元的组织服务费用,仅此一项每年就有10多万元。

肖文涛认为,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市场主体进驻,“三块田”迟早要变成“一块田”,小农户种田比例会越来越低。

类似变化,也在公安县其他乡村发生。

章庄铺镇欣荣村曾是省级贫困村,2017年分两批将全村10500亩耕地整体流转给鑫盛农贸公司,其中4200亩纳入全县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另外6300亩由鑫盛农贸公司自行投资改造。该公司每年种植优质水稻近9000亩,并配套大米加工产业,产值达2500多万元。

近些年,公安县因地制宜推广土地规模流转,新增农业新型主体1200余个,引进6个万亩以上和28个千亩以上市场主体,发展虾稻共作、葡萄等特色产业,有效解决了过去农村空心化、土地碎片化、种田效益低下等问题。公安县被推介为“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

种田的农民越来越少,粮食产量却越来越多。2017年至2021年,公安县粮食种植面积增加近58万亩,总产量增长近22万吨。公安县连续多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公安县乡村振兴办主任罗金海说:“公安县要实现从农业大县到农业强县的跨越,必须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上做文章。引进市场主体、引导种植大户来种田,解决好了‘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就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是开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种田。”

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局长张清林称,义星村的“三块田”改革,是农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确保了粮食生产安全,实现了村民、村集体和市场主体的互利共赢,土地的文章越做越深,越做越新,越做越好。(支点杂志2022年6月刊)